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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璇的刑法试验室|农用三轮车案:谁的过错,谁的意外?

2020/6/19

[农用三轮车案] 1999年9月6日10时许,被告人穆某驾驶其苏GM2789号金蛙农用三轮车,载客驶往县城某镇。车行至苏306线某村境内路段时,穆见前方有交通局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过往车辆。因自己的农用车欠缴有关费用,穆担心被查到而受罚,遂驾车左拐,驶离306线,并在该村3组李甲家住宅附近停车让乘客下车。因车顶触碰村民李乙从李甲家所接电线接头的裸露处,车身带电。先下车的几名乘客因分别跳下车,未发生意外,也未发现车身导电。后下车的乘客张某由于在下车时手抓挂在车尾的自行车车梁而触电身亡。现场勘验表明,穆在其苏GM2789号金蛙农用三轮车车顶上焊接有角铁行李架,致使该车实际外形尺寸为高235厘米。但按有关交通管理法规规定,该种车型最大高度应为200厘米。另外,李乙套户接李甲家电表,套户零线、火线距地面垂直高度分别为235厘米和228厘米,且该线接头处裸露。按有关电力法规规定,安全用电套户线对地距离最小高度应为250厘米以上,故李乙所接的火线对地距离不符合安全标准。【1】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穆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灌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灌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穆某无罪。主要理由有二:

(1)从主观上来看,被告人对被害人触电死亡的结果并不存在过失。穆某虽然私自在车顶焊接角铁行李架致车身违规超高,但对李乙所接照明电线不符合安全用电高度要求且接头处裸露的事实不具有预见的可能性,故不符合犯罪过失的成立要件。


(2)从客观上来看,被告人私自改装车辆的违法行为与被害人触电死亡的结果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有当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穆某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私自增加车辆高度的行为本身并不能直接引起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引起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触电,而触电的直接原因是李乙所接照明线路高度不符合安全用电的套户线路对地距离以及电线接头裸露。正是被告人的三轮车角铁行李架超高和不符合安全高度的电线裸露处带电这两方面因素的偶合,才导致了被害人触电身亡的事故发生,故被告人的违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内在联系。【2】



然而,该判决的立论根据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值得商榷之处:


(1)由于对客观外部事实的查明总是比对主观内心活动的探究更为容易和明确,故对犯罪的判断应当遵循先客观后主观的顺序;【3】而不是像该判决那样先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失,再认定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果确实如判决所言,在客观上能够否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可以直接判定行为不成立犯罪,根本无须进一步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失。


(2)以穆某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欠缺直接关联为由否定因果关系的说法难以成立。因为因果关系的成立只要求行为属于引起某一具体结果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并不要求行为必须能够独立、直接地导致结果出现。例如,在帮助犯的情形中,光有递送犯罪工具等提供便利的行为显然无法直接和必然地引起最终结果的发生,帮助行为只有与正犯行为相结合才足以导致结果的出现,但没有人会因此否认帮助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实际上,本案属于典型的累积因果关系(kumulative Kausalität)的情形。所谓累积的因果关系(或曰重叠的因果关系),是指两个以上的独立行为各自单独均不能导致结果的出现,但累加在一起时能够共同引起结果的发生,即多因一果的情形。既然刑法理论一致认为,在累积因果关系的场合下,由于每一个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都必不可少,故它们均与该结果具有因果关系;【4】既然在本案中,没有穆某违规加高车辆的行为,三轮车车顶就不会与电线发生接触,也就不会产生张某触电死亡的结果,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被告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主张被告人主观上不存在过失的观点也存在疑问。因为穆某毕竟是有意识地违反了相关交通管理法规,非法地增高了其三轮车的高度;作为一名农用车驾驶者,他完全能够预见到该违章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伤的危害结果。所以,根据我国《刑法》第15条第1款关于犯罪过失的定义,不能否认被告人在主观上具有过失。


由此可见,灌南县人民法院所做判决的论证并没有切中案件的肯綮。本案的要害问题实际上在于:虽然过失行为与因果关系的存在无可置疑,但在过失行为所创造的法益侵害危险逐步走向实现的过程中却突然介入了其他事实因素,即穆某临时让乘客下车并且李乙所接之火线的对地距离低于安全标准,正是该因素的介入才使得过失行为成了最终死亡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于是,从规范的角度出发,能否将这种受到其他因素介入而产生的侵害结果也看成是从注意义务违反性中合理发展和衍生出来的结果,并将之归责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呢?进一步说,引起结果发生的具体因果流程是否处于刑法规范所要禁止的范围之内呢?因此,本案所涉及的正是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所针对的问题。


首先,由于可以肯定行为人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故应当先从交通领域的业务过失入手加以分析。穆某符合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之所以能避免张某触电死亡的结果,是因为当该农用三轮车的高度保持在200厘米以内时,它就不可能与李乙所安的电线接头发生接触并导电。然而,一方面,交通运输注意义务只有在道路交通的范围之内才能发挥其效力。由于在死亡结果发生之时,穆某已经驶离机动车道306线,并将三轮车停靠在某村民住宅附近,所以他先前因违反交通法规而创设的危险实际上已经归于终结,故不能将此后出现的损害结果再归责于该违法行为。


其次,退一步说,即便肯定穆某所创造的危险依然处于持续状态,也不能认为张的死亡是由该危险发展的结果。因为,交通管理法规虽然对车辆的高度有所限制,但它并未规定一个统一的高度标准,而是根据车辆的各种不同型号而做出不同的限定。按照穆所驾驶的农用三轮车的车型,恰好交通法规要求其高度不得大于200厘米;但对于更大型号的机动车而言,交通法规允许的最大高度却可能远远超过200厘米。由此可见,单纯的某一高度值并非交通法规所意图禁止的对象,规范所要禁止的只是与车辆型号不相匹配、从而有可能导致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失衡侧翻的高度。因此,该注意规范的应有功能并不包含通过限制车高来避免车体与处于某一高度的电线发生触碰,并由此防止死亡结果的出现。既然如此,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就不能将张某的死亡看成是违反注意义务的结果,穆某的行为不可能成立交通肇事罪。


最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该行为能否成立普通过失犯罪,即过失致人死亡罪呢?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成立前提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但是,在本案中,由于穆某在行为当时根本无法预见李乙所接的照明电线不符合安全用电的高度要求,从而也就无法预见自己将三轮车停靠在李甲住宅附近并让乘客下车的行为具有导致乘客触电身亡的危险,故穆某的死亡对于他来说仅属于《刑法》第16条所规定的意外事件。


注释


【1】参见“穆志祥被控过失致人死亡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8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2页。亦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以下。

【2】参见“穆志祥被控过失致人死亡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8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6页。

【3】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107页。

【4】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Vgl. Wessels/Beulke/Satzger, Strafrecht AT, 46. Aufl., 2016, Rn. 223; Kindhäuser, Strafrecht AT, 8. Aufl., 2017, § 10 Rn. 29.

转载自:杜威法律公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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