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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郭建安:菲利和他的《犯罪社会学》

2020/12/24


郭建安

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研究员

《中国法律》杂志社社长

恩里科·菲利(Enrico Ferri,1856-1929)是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他与龙勃罗梭、加罗法洛被誉为“犯罪学三圣”,是刑事科学中实证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人物,被称之为该学派的“首席建筑师”。在这三圣中,菲利的人生若以时下的网络潮语来形容,可是足够斜杠的。

除了授业和著述之外,他还除了授课和出版著作之外,还参加了意大利政党并担任领袖,常年担任国会议员,在国内外发表演说,多次在知名案件中进行法庭辩论,不断在国际专业会议上发声,主持起草意大利刑法典,应邀访问多国协助起草刑法典,因而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笔者将其沸腾的一生和著名学术观点简述于此,以期对眼下风平浪静的学海激起一丝波澜。


目次

一、作者菲利的沸腾人生

二、菲利的政治倾向

三《犯罪社会学》的主要内容

作者菲利的沸腾人生

菲利于1856年2月25日生于意大利曼图亚省的圣贝内德托一个经营食盐和香烟等日用品的小店主家庭。他的早期教育有些混乱,先是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后进入当地一所学校接受了两年教育,但是没学到什么。而后,他试图跳级,因考试失败,便转到另外一所学校,但因对自行车运动过度狂热而差点被开除,父亲便以从事体力劳动相威胁。
经过一周的悔过,菲利回到了学校,并成功地通过了毕业考试,进入维吉里奥高中学习。在高中教育阶段,菲利深受刚刚出版的《作为实证科学的心理学》作者罗伯特·阿迪格大师的影响,醉心于哲学研究,声称在阿迪格的讲座中找到了“决定其一生科学志向的智慧食粮”。他高中的数学成绩不错,对拉丁文亦有兴趣。

Enrico Ferri,1856-1929
高中毕业后,菲利进入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大学的前两年,他热衷于课外活动,去听“古典派”主要代表人物彼德罗·埃莱罗的法医学和刑法学讲座。到第三年,才稳定下来认真学习。正是在这一年,菲利构思了一篇批驳古典派作为理论基础的自由意志概念的论文。他认为,意大利刑法中隐含的自由意志概念是虚构的幻想,根据这一幻想建立的罪犯道义责任是虚假的,应当让位于社会责任或法律责任的概念。每个人对其行为都负有社会责任,是因为他是社会的一员,而不是因为他能够选择非法行为。
在向古典派理论发起首次冲击之后,菲利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到比萨大学就读。当时,公认的传统刑法哲学大师和领军人物弗朗西斯卡·卡拉拉在该校任教,主持刑法课程。菲利在这里听讲座,与每个人就自由意志问题进行争论,并因而获得了“自由意志菲利”的绰号。
同时,他以自己的一套方法训练演讲,为从教积极做准备。为了使吐音轻松,他反复锻炼肺功能,并努力养成表达清晰和条理分明的习惯。他每天强迫自己在亚诺河滩上的不同地点,从事先准备的一系列需要展开和提高的题目中随机抽取的一个主题,大声自言自语谈论一个小时。
菲利在这一学年还修改了他的论文。到学年结束时,卡拉拉对这个21岁的对手,既觉得有趣,又感到受刺激,一度惊叫:“菲利不是来向我们学习的,而是来教我们的。”并让菲利就新观念下的犯罪未遂为题做了一场讲座。1877年,菲利借驳斥自由意志论的毕业论文一展才华,不但顺利获得了学位,而且还赢得了一份奖学金。
1878年,菲利利用这份奖学金到巴黎做了一年的访学,研究法国自1826年开始刑事司法统计之后50年的犯罪趋势和特征。在巴黎期间,他花大部分时间为这个计划收集资料,也到梅尔齐学院学习德文,去听政治理论家拉布瓦和自然人类学家夸特雷夫的讲座,还为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欧洲评论》上。
菲利在评论中赞扬龙勃罗梭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对大量案例的追踪分析,称这些案例为研究普遍的司法原则包括古今刑法论著中都未触及的活生生的犯罪人,提供了生动的科学资料。但是,对于龙勃罗梭提出的犯罪是社会必需品的观点,菲利不予认同。他认为犯罪不是一种社会需要,而是在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免的现象。
在巴黎的一年,菲利在夸特雷夫的讲座和伽利略、培根的归纳方法论影响下,完成了自己的实证教育。他将一年前的毕业论文编辑出版后,寄给龙勃罗梭一本。龙勃罗梭的评价是:“菲利还不够实证。”菲利很不服,向朋友抱怨:“难道我一个法学家为了足够实证也去测量罪犯的脑瓜骨吗?” 后来,菲利反思,在对问题的分析论证上,自己确实依旧采取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经院式的逻辑推理方法,而这些方法与实证学派是格格不入的。
1879年,菲利从巴黎回国之前,向罗马高等教育理事会申请了名义上的刑法讲师资格,向都灵大学申请了有权举行考试的刑事诉讼法讲师资格。在都灵大学面试时,菲利以陪审团制度为题在考试委员会面前做了讲演。
在演讲中,他坚决反对陪审团对普通犯罪的审判,认为在以科学为导向的法庭程序中,受过社会学和心理学训练的法官才能恰当地处理罪犯。讲演非常成功,使他顺利获得了都灵大学的讲师资格,后来他将演讲稿扩展成一部专著出版了。向罗马高等教育理事会的申请起初并不顺利,一位非常有影响的理事反对他的激进观点,但最终他还是获得了资格。随后,他在都灵大学做了关于刑罚替代措施的讲座,首次提出了犯罪饱和理论,即一个国家的犯罪水平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环境及其变化决定的。
从巴黎回国之后,菲利到都灵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龙勃罗梭。他要思考关于犯罪、刑罚和罪犯的原理,认为事实应当先于理论,所以要研究罪犯和监狱,龙勃罗梭当时是这所大学的法医学教授。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他不断访问监狱、精神病院和实验室,同时为龙勃罗梭创办的杂志《精神病学档案》创刊号撰稿。
菲利撰写的这篇关于犯罪人类学与刑法关系的论文,首次对犯罪人进行了分类,提出了著名的五分法。他认为,对犯罪人的科学分类是理性的刑罚制度的基础。菲利与年长20岁的龙勃罗梭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友谊善始善终,维系终身。菲利的很多思想都源于龙勃罗梭的启发,同时他作为社会学家将龙勃罗梭的概念与社会学概念进行整合,对龙勃罗梭的影响也不小。
在读研、讲座和著述的同时,菲利将他在巴黎研修期间收集的法国犯罪统计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写成了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认为龙勃罗梭的研究仅局限于惯犯和精神病犯,只触及了犯罪问题的很窄一面,并首次提出了犯罪的三因论,即犯罪现象与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同在一个不可分解的网络中的多重原因导致的,包括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他对法国犯罪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自1826年后的50年里,法国的犯罪大幅增长,期间自然因素和人类学因素没有多大变化,因而肯定是急剧变化的社会因素造成的。菲利初次以实证方法对法国50年犯罪趋势的研究很成功,也获得了承认。两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司法和公证统计委员会的成员。
1880年,菲利的母校博洛尼亚大学的著名古典派主要代表彼德罗·埃莱罗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刑法教授一职出现空缺。埃莱罗大师尽管与菲利学术立场迥异,但竟然在离职时推荐菲利继任了他的职位。因而,年尚不满25岁的菲利在毕业仅3年之后就成为母校的刑法教授。同年12月,菲利做了一次关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新视野》的讲座,一名听众将这次讲座称之为该校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正是从这次讲座开始,菲利逐渐形成了《犯罪社会学》的书稿。
在博洛尼亚大学任教后,菲利开始了他的实证教学,带领学生去考察刑罚机构和精神病院,以实现其一直坚持的信念,刑事司法应当由了解罪犯的人掌管。1881年秋,菲利开始一项对699名囚犯、301名精神病人和711名士兵的研究计划。他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将士兵作为囚犯和精神病患者的对照组,查阅监狱档案,从监舍和院落分别观察囚犯,用半个小时与每个囚犯交谈,进行生理和心理检测。这项研究耗时3年,获取的资料都用于撰写《自杀—杀人》论文和《杀人罪》专著了。
1882年,菲利离开博洛尼亚前往锡耶纳大学任教。在锡耶纳大学的4年,菲利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卓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包括《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刑罚权力》《实证派刑法》《集体财产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与犯罪》,发表了《自杀—杀人》论文,出版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新视野》第2版。在1885年举行的国际监狱大会和同时举行的首届犯罪人类学大会上,就监狱改革做了发言,称独居制是20世纪最大的错误。
1884年,菲利在学业有成的同时,爱情也获得硕果,与一名可爱的佛罗伦萨姑娘卡米拉·瓜尔内里结婚。这对夫妇养育了两儿一女,婚姻非常圆满。
1886年,他离开了平静的大学环境。1884年和1885年,曼图亚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剥削反压迫的农民运动,农民们切断灌溉系统、举行罢工、夺取土地,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合统治造成严重威胁,被当局以煽动内战罪起诉。
在这场农民运动中,菲利作为刑法学教授和律师勇敢地站出来为在斗争中被捕的和被控告的农民辩护,在法庭上做了社会经济方面的演讲,促使法庭将这批农民无罪释放。从此,他蜚声全国,被人们誉为“神奇的菲利”。[ 黄风:《关于菲利及其刑法思想的几点探讨》《法学评论》1985年第3期第6-11页。]
当年5月,曼图亚省选举他为国会议员,后来又在不同的选区连续11次当选,直至1924年他自己辞职。菲利的初次当选是他个人的胜利,因为他没带任何党派的标签,而且是一个年仅30岁的年轻学者。菲利参政后便放弃了锡耶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举家迁往罗马,但仍以自由讲师的身份在罗马大学授课,并继续就实证派及其使命著述立说。
1890年,菲利接任比萨大学刑法学教授卡拉拉的职位。当时,意大利盛行马克思主义,最初支持他入选议会的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纷纷加入了1892年新成立的工党。菲利一方面由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出于对选举他为议员的选民的忠诚,也于1893年加入了该党,因而便失去了在比萨大学的教授职位。
1892年,菲利在倡导刑法改革一直无果的情况下,自己创办了《实证学派》杂志,与路易吉·卢基尼主编的古典派刊物《刑罚杂志》对垒,为实证派学者提供平台,宣传实证派思想,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章。菲利一直担任该刊的主编或编委会主任,直到去世。
1893年,菲利失去比萨大学的教职后,再次举家迁徙,又从罗马搬到了圣多米尼克,全身投入政治。但是,菲利很快就发现工党在国会里非常脆弱,因而便开始对公众进行启蒙,不停地到全国各地演讲,以提升工党在国会的地位。菲利的传记作者弗兰基称,菲利的妻子说,菲利在20多年里,每年365个日夜里有200个夜晚是在火车卧铺上度过的。
他成了卓越的人民演说家,就科学、历史、经济、社会等领域的40多个主题巡回演讲。全意大利的每一个村落,他都至少踏足过一次,而在城区演讲次数更多。1896年,意大利工党改名社会党,并决定创办党报《前进报》,菲利通过外出演讲3周,筹集了创刊所必需的10 000里拉经费,不久就担任了该报的主编,直到1905年。
在国会里,菲利不止一次令举国瞩目,特别是1899年领导阻挠政府议案通过和1903-1906年发起对海军部的贪腐调查这两件事。当佩卢反动政府企图颁布限制人民集会和出版权利的法令时,菲利在议会中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同上。]对海军部的调查曾导致他陷入了刑事诉讼,海军部长起诉他诽谤,法院判处他11个月监禁。但是,国会最终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调查发现菲利的指控属实。国会因而对他公开称赞,并撤销了针对他的判决。
1906年,菲利应邀接任罗马大学刑法学教授因派罗梅尼的职位。因为他的政治见解过于激进,而政府更属意立场保守的刑法学家,使他十多年中多次与这一职位和其他大学的教授职位擦肩而过,尽管他以自由讲师的身份在多所大学进行讲座,甚至还多次到国外授课。1895年至1903年间,他每隔一年都前往布鲁塞尔大学开设课程。1889年至1901年,他到巴黎高等社会研究院授课。他还到过荷兰的大学和佛兰德大学旅行教学。
1908年,菲利到南美游学,尽管主办者选择的题目都是面向大众的,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10天里,他做了80场演讲。2年之后,菲利应一些大学的邀请,再次回到南美,面向专业人员做了多场讲座。
在向公众与专业人员演讲的同时,菲利也积极参加相关国际会议。他参加了几乎各届国际犯罪人类学大会,多次参加国际刑法协会大会(当时为国际刑事学会议)、两次参加1885年在罗马举行和1925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监狱大会。通过在这些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菲利的观点在国际上更负盛名。
1912年,菲利在罗马创立应用刑法和诉讼学院,因为实证派非常强调法官的培训和所有处理犯罪或罪犯的人员的专业化。学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招收了许多学生,其中还有不少外国学生。
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实证派的收获季节到来了。菲利应中学校友、意大利司法部长卢多维科·莫塔拉之邀,出任新刑法典起草委员会主席,当时的刑法典已经实施30多年了。一开始,委员会拟由不同学派的成员组成,但由于一些成员辞职,最终实证派占了上风。1921年,起草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修改方案,总体上是实证主义色彩的,尽管包括了与古典派达成的一些妥协。这个草案被翻译成了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在欧美广泛传播。
1921年4月,美国著名法学家、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约翰·J·威格莫尔给菲利回信写道:“很高兴收到了意大利新刑法草案,粗略一看就能发现它是一部杰作。这是对您长期耐心而精妙地传播实证主义的巨大回报。您的思想转换成了法典。我希望国会能够批准它。”
其实,菲利始终未曾到实证主义影响最大的美国讲过学或做过演讲,哈佛大学校长曾邀请其1929年前往讲学,但尚未成行他就辞世了。然而,尽管这部刑法典草案在国内外好评如潮,但还是随着一战后法西斯在意大利当政而被弃置一边了。法西斯政权不久便另起炉灶,重组刑法典修订小组。
菲利虽然也位列其中,但他的政治热情几乎耗尽,退出了社会党,因为他觉得社会党的软弱、妥协,“既不知道如何发动革命,也不想承担掌权的责任”。
1924年,菲利又辞去了众议员职务。1927年,新的刑法典草案出笼,1930年法西斯的罗科刑法典获得通过。菲利认为尽管该草案具有“新古典学派的中庸色彩”,但同时觉得“它肯定国家权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包含了一些实证主义元素,包括他自己主持起草的新刑法典草案当中的一些条款,“是意大利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菲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此落下了同情和支持墨索里尼的骂名。
1929年4月12日,菲利于罗马逝世。在去世之前,他又被提名为参议员,不过他直到离世也没有确认参选。
菲利一生追求真理、科学与理想,富有魅力与激情,被公认为刑事实证学派的领袖。他一生著述等身,主要有《实证派犯罪学》(1883)、《犯罪社会学》(1884)、《社会主义和实证科学》(1894)、《刑事防卫、刑法研究》(1898)和《罪行研究》(1901)、《刑法原理》(1928年)等。菲利是一个成功的出庭律师、著名的法庭辩论家、国会议员、社会主义报纸的主编、公共演说家、大学教授、许多备受尊敬的学术著作的作者和一份影响巨大的杂志的创办者。
他在刑事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提出了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如自由意志、刑罚的基础、死刑、陪审团制度、无罪推定、犯罪原因与预防、犯罪人的分类及其矫治对策和监狱改革等。他认为实证派培育了一门关于犯罪及其社会防卫的科学,称之为犯罪社会学。
刑法学是犯罪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犯罪社会学将刑事科学组合成一个体系。他的许多结论及其获得结论的方法对我们目前的研究和争论仍然具有很大启示,甚至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刑法一体化思想也可以在其犯罪社会学体系中找到痕迹。他沸腾的一生诠释了他对科学、真理与理想全力不懈的追求。

菲利的政治倾向

关于菲利的政治倾向,有些西方学者将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菲利自己也这么认为。1925年, 他在重读1886年为曼图亚省农民煽动内战案辩护的演讲辞时说,当时的辩护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事实上,那篇演讲辞完全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展开的,他称之为经济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证明,历史上的个体与社会的事实都是具有根本和决定作用的个体与集体经济状况的产物。另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他认同法西斯主义,甚至与法西斯主义结盟。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部分著作也有类似评述。[ 柯文:《菲利,愿你的著作为你正名》,载《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2期,第67~69页。]还有一些学者从学理上推导出,他的犯罪三因论 “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本质昭然若揭”;[ 周密:《论证犯罪学》,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他的犯罪饱和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犯罪观的反动。[ 康树华:《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通过对菲利著作和平生所为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菲利在政治上始终站在其所处的时代前沿,在学术研究中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但不是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往马克思描绘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反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暴力革命在内的一切暴力手段。这反映了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不彻底性或者中产阶级的民主改良思想。在其著作中,以下几个观点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显现他的政治立场。
(一)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菲利在著作中从多个方面谴责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谴责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自由竞争。他认为,在就业岗位有限的情况下,所谓的自由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弱肉强食,是一种人吃人的变相形态。竞争者虽然不像原始人那样相互蚕食,但是会“通过诽谤、推荐、保护、金钱等手段搞垮对方,以保证最善交易者的地位,而使最诚实、最具才能和最富自尊心的人沦于饥饿的痛苦之中。”[ 恩里科·菲利:《实证派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其次,谴责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弊端。他认为“现代工业违反自然规律,妨害人类的天然作息。因为蒸汽机日夜工作,永不停息,所以太阳落山已不再是工人休息的信号,而是下一班工作的开始。这不仅适用于成年人,而且也适用于那些处于身体发展阶段的未成年人,因为他们的肌肉力量也能为资本家生产利润。
此外,这还适用于在神圣的妊娠期内的母亲,她已变成了工业机械中的一个齿轮。你将会发现,把孩子留在家中,任其在污秽的生活环境中自生自长,那他这段历史必将被记录在犯罪统计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谓人类文明的耻辱”。[ 同上书,第140页。]
第三,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残酷镇压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政治犯。他敏锐地发现,统治阶级一方面欲为过去的政治谋杀犯树碑立传,以宣扬自己的胜利;另一方面,却像对待其他普通刑事犯一样,判处那些一心致力于革命理想的人,把新人类理想的先驱投入监牢,就像俄国把叛逆者托尔斯泰逐出教会一样。[ 托尔斯泰由于思想激进,背离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传统教义,而于1901年被东正教逐出教会。参见潘新华:《对托尔斯泰宗教思想的重新认识》《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10~14页。]
(二)运用历史唯物论分析犯罪原因。菲利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斯宾塞、达尔文的理论。他指出:“达尔文于1856年总结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以科学的名义打破了人类为万物之王和中心的堂堂幻想。”他认为, “以哥白尼、伽利略和达尔文的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学,在理论上都以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一种自然的和物质的变迁”。
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增长的犯罪现象的分析特别是他的犯罪饱和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有着惊人的相似。他根据犯罪三因论得出的所谓“犯罪饱和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论述。
恩格斯在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犯罪现象之后指出:“犯罪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年年增长着,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工厂制度流行的结果就是犯罪数量到处在增加……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3~624页。]
菲利基于犯罪三因论和犯罪饱和论得出的所谓“犯罪被动论”,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影子。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上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身,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 同上。]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犯罪,他基于社会主义将建立于友谊和社会正义基础之上的美好愿望,做出了颇为乐观的预测:绝大多数犯罪会减少,但是不可能消亡,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犯罪形态还会存在。从今天的情形来看,这个预测过于乐观了,与其同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包含了很大的理想主义成份,但是比前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及之初马克思主义犯罪学家关于犯罪在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的论调还是要低调得多。
(三)为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做了探求。他参与重建了意大利社会党,并多次为该党筹款,两次担任党的书记(1896,1904—1906),亲任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主编。作为国会反对党领袖,带头阻止政府提案的通过,发起对海军当局渎职行为的调查。作为卓越的人民演说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教育和发动公众。
如上所述,他在20多年里,有一半以上时间在火车卧铺上过夜,就科学、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的40多个主题奔赴各地演讲。全意大利的每一个村落,他都踏足过至少一次。当然,由于交通便利他在城区演讲得更多。据统计,他总共做了600多场公共演讲。
(四)逐渐远离法西斯政权。对于他晚年与法西斯主义统治者的关系,一些前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的学者认为他的社会防卫理论和犯罪分类方法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提供了镇压异己的理论基础。[ 柯文:《菲利,愿你的著作为你正名》《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2期,第67~69页。]
但是,他自己的表述是,从法西斯政权所采纳的刑法草案中看到意大利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法西斯主义刑法中有一些刑事司法价值,肯定国家权力,反对古典派所倡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事实上,法西斯政权建立之后废弃了他主持起草的、在国内外深受欢迎的刑法修订草案,新搭班子另起炉灶完成了刑法典的修订。而且,菲利曾经两次担任领袖的社会党在1914年开除了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党籍,而墨索里尼执政之后解散了社会党。此外,还为刺杀墨索里尼的青年在法庭上进行过辩护。[ 黄风:《关于菲利及其刑法思想的几点探讨》《法学评论》1985年第3期第6-11页。]
实际上,菲利晚年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拒绝连任已经担任了长达38年之久的众议员。对于参议员的提名,生前始终未做答复。从法西斯政权和菲利的这些所作所为看,菲利从学术视角认同墨索里尼政权采纳的刑法草案中否定古典派个人主义至上的价值观念,但很难得出他在政治上认同法西斯主义和为法西斯独裁者镇压异己提供理论基础的结论。

《犯罪社会学》的主要内容

《犯罪社会学》的意大利文版首版于1884年出版,之后多次再版,他生前修订了意大利文的第5版。在做这个导读的过程中,我在Goggle上随手搜索了一下,就发现了24个不同的版本。而且,这本书先于其恩师龙勃罗梭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在英语国家出版,因而菲利在欧美国家的影响早于和大于其他实证派犯罪学家。
这本书共分为3章。第1章为《犯罪人类学资料》,用两节的篇幅分别论述了犯罪人类学的定义、起源、研究对象及其资料的应用局限性和犯罪社会学与犯罪人类学的不同。
菲利提出,犯罪人类学是指对犯罪人从生理和心理构成及其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关的生活所进行的研究,就像人类学对一般的人和各种人进行的研究一样。犯罪人类学源于19世纪欧美国家学者从人类学视角对罪犯生理结构和心理构成的研究,龙勃罗梭《犯罪人论》的出版标志着犯罪人类学成为一门区别于普通人类学的独立学科。
犯罪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犯罪人的器官构成和心理状况,研究成果为犯罪社会学提供资料,但是这些成果不能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所有犯罪人,仅适用于一定数量的、可以称之为先天性的、不可改造的和习惯性的罪犯之类的人。[(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7年珍藏版·纪念版,第15页。]
菲利将犯罪人划分为5类:精神病犯罪人、天生犯罪人、习惯性罪犯、情感犯和偶犯。在本书中,菲利并没有像一般教科书那样,对这5类犯罪人进行逻辑严密的定义,而是将主要篇幅用于对各类犯罪人的描述及其在犯罪人总量中所占比例的分析。下面的定义是根据他的阐述归纳出来的。
精神病犯罪人是指其反社会行为可以直接追溯到某种形态的精神错乱导致的人。作为原因的精神错乱可以是遗传的,也可以是后天发生的。许多刑法学家认为精神病人不负道义责任,所以不能成为罪犯,精神病犯罪人的表述逻辑矛盾。菲利则认为精神病人可以作为犯罪主体,连现行刑法也予以承认,只不过应更强调国家的义务,国家应当建立专门的精神病犯医院,用于监禁和治疗精神病犯罪人。
天生犯罪人是最常表现出犯罪人类学所确定的各种特征的犯罪人。这些人既残忍蛮横又狡猾懒惰,他们分不清杀人、抢劫或其他犯罪行为与诚实勤劳之间的区别。这类犯罪人具有某种天生的退化现象,使其倾向于犯罪。但是,假如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促使其犯罪的诱因的良好环境中,则终身不致犯罪。菲利反对“只要生来歪鼻或颅骨不正,就是注定要杀人或盗窃的标记”这样的观念。 
习惯性犯罪人是指因染上恶习而犯罪的人。这类恶习主要是因为社会对犯罪的预防和镇压措施无效而染上的。他们犯罪主要是由于污浊的环境引起的道德感薄弱而非先天的主动倾向所致。“他们在初次犯罪之后受到法律惩罚,被投进监狱或教养院,难免在其中更加堕落。”出狱后不仅得不到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反而会受到鄙视,因此,“他们便不可避免地又回到犯罪道路上去。” 菲利认为这类犯罪人一般都未得到培养良好道德观念的机会,他们与天生犯罪人共享早熟和复发的特征。根据菲利的分析,惯犯所从事的犯罪主要是财产型的。
情感犯是指由于不可抗拒的冲动而犯罪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偶犯的一种类型,一般只进行人身犯罪,在全部侵犯人身犯罪中约占5%。菲利认为导致其犯罪的情感可以分两种:社会情感和反社会情感。社会情感有利于人类及人类集体,如爱、受到损害的自尊心等,通常有利于社会,是可宽宥的;反社会情感不利于人类集体的发展,如憎恨和复仇,它们是反社会的,是不能宽宥的。情感犯在犯罪或被捕之后即刻认罪,具有真诚而强烈的自责感,甚至犯罪后马上自杀。
偶发性犯罪人是指在没有任何先天固有和后天获得的犯罪倾向的情况下,由于经受不住个人状况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诱惑而犯罪的人。如果没有这些诱因,他们就不会犯罪或者不会继续犯罪。这类罪犯如不因监狱生活变得更加败坏,则有可能重新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偶发性犯罪人和天生犯罪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天生犯罪人犯罪主要囿于犯罪人自身内在起因,而偶发性犯罪人犯罪的原因侧重在外部的诱发环境因素。[ 参见上书,第26—42页。]
这5类罪犯在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精神病犯和情感犯的数量最少,约占5-10%;天生犯罪人和惯犯约占40-50;偶犯约占40-50%。[ 同上书,第45页。]
这种五分法始终为菲利所坚持,而且他认为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直到晚年,菲利在修订《犯罪社会学》第五版(1929~1930年期间出版)时才加上了第六类犯罪人,即过失犯。他把过失犯解释为“由于缺乏预见、轻率或者不遵守规章而不是由于恶意而造成损害和危险的拟制罪犯,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危险程度。”菲利在修订这一版时没有把他的六分法整合到全书中去,而只是在犯罪人分类部分这么提了,在其他部分述及这一问题时仍然沿用五分法。]
菲利对犯罪人的五分法完全是根据犯罪人的特征这一个标准划分的,划分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类型犯罪人的特征施以不同的矫治措施。他认为按照犯罪类型划分种类是最简单的划分,但没有任何意义。从划分标准一元论[在常见的犯罪学著作中、特别是我国的一些犯罪学著作中,对犯罪人的分类往往为对犯罪的分类所代替,而对犯罪的分类又常常不是根据一个标准,而是根据多个标准如犯罪侵害的客体、犯罪主体、甚至还包括犯罪的主观方面等,将犯罪划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的角度看,菲利对犯罪人的分类至今对我们还有很大的启示。
本书的第2章为《犯罪统计学资料》。在这一章,菲利认为,对犯罪的强制和镇压措施的效果被极度夸大了,并充分利用欧洲国家的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论证。在这一章,他提出了著名的犯罪三因论:即犯罪的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7年珍藏版·纪念版,第49页。]菲利指出:“除非认为犯罪是特定生理和心理构成在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作用的结果,否则不能对犯罪做出任何其他科学的解释。实际上,对人或动物的其他任何行为来说都是如此。”[ 同上书,第51页。]
罪犯个人所具有的人类学因素是犯罪的首要条件,可以从生理、心理和个人状况3个层面进一步分为3个次类。[ 同上。]罪犯的生理状况包括颅骨异常、脑异常、主要器官异常、感觉能力异常、反应能力异常和相貌异常及纹身等各方面的生理特征。
罪犯的心理状况包括智力和情感异常,尤其是道德情感异常,以及罪犯文字和行话等。
罪犯的个人状况包括种族、年龄、性别等生物学状况和公民地位、职业、住所、社会阶层、训练、教育等生物社会学状况。菲利认为,罪犯的生物社会学特征是犯罪统计学研究的对象。
犯罪的自然因素是“我们生活于其中,但并未予以注意的自然环境。”指气候、土壤状况、昼夜的相对长度、四季、平均温度和气象状况及农业状况。[同上书, 第50页。]
菲利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自然环境对犯罪的影响。
一是自然因素对经济状况的影响很大。恶劣的自然环境可能导致贫穷,而“贫穷是人体及灵魂的最剧烈的毒药,是一切不人道和反社会情感产生的根源。”
二是自然因素直接作用于个人,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菲利指出:“自然环境通过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身体运动有很大影响。刮北风与刮南风会使我们感到身体状况不同。加里波第在潘帕斯大草原时曾注意到,当潘帕斯冷风吹来时,同伴们就变得暴躁、容易争吵。潘帕斯冷风停止时,他们的行为就改变了。”]
三是季节对犯罪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影响。[菲利指出:“犯罪统计学的伟大创始人奎特里特和奎里发现,犯罪行为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冬天发生的性犯罪比春天和夏天少。对此,我以前这么认为,今天还这么认为,如果冬天的财产犯罪增加,是气候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犯罪的社会因素菲利将社会因素概括为“任何足以使人类社会生活不诚实、不完满的社会条件。”其中包括人口密集,移民情况,公共舆论,习俗和宗教,家庭状况,教育制度,农业和工业生产和分配状况,政治、财政和商业生活,酗酒情况,公共管理,司法、警察、一般立法情况、民事和刑事法律制度等。[ 同上。]
在社会因素中,菲利特别重视贫穷对犯罪的影响。他认为贫穷影响人的情感和道德,进而可能导致犯罪。此外菲利还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自由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同类相食。有限的职业岗位需要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能获得,自己就业是以他人失业为代价的,形同弱肉强食。同时,财富的增长也滋生犯罪,如空虚的财富聚集者、食利者阶层不思体力和脑力劳动,沉溺于赌博、通奸的游戏之中。
关于个人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自对犯罪产生的影响,菲利认为是相对的,在不同的犯罪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社会环境对盗窃罪的产生具有不可否认的作用,但对杀人和猥亵奸污罪的产生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若进一步分析,三种犯罪原因在同一类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也因具体犯罪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就杀人和偶然杀人来说,偶然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赌博、酗酒、公共舆论等)的结果,而杀人则更倾向于由于行为人的残忍、无道德感和因生理变态导致的精神病理学状况而产生。
同样,一些性犯罪和乱伦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大批人被迫居住在不通空气或阳光、父母子女像牲畜一般男女混居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之下的产物。此外,还有一些主要是由于行为人的生物学状况(在明显的性疾病或不太明显的生物学异常的状态下)而引起强奸犯罪的例子。对于财产犯罪,偶发性盗窃主要是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所组成的,但在暴力盗窃特别是以抢劫为目的的凶杀案件中,行为人的生理和心理构成的影响更大。
自然环境对犯罪的影响也是如此。根据菲利对法国犯罪统计资料的分析,财产犯罪在冬天有规律地增长,应当是气候通过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而间接作用的结果,而激情犯罪和猥亵奸污罪在气温最高的月份和年份里增加则是气候影响的直接结果。
至于犯罪的周期性变化,无论增加或减少,菲利断定都是随着行为人的人类学因素和自然因素的相应变化而产生的。[ (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7年珍藏版·纪念版,第55-62页。]
据此,菲利在这一章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饱和法则”,即因为犯罪是一种由以上3类因素决定的自然现象,自然和社会环境,借助于行为人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个性倾向及其他偶然的刺激,必然决定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犯罪在质和量上的水平。“就像我们发现一定数量的水在一定的温度之下就溶解为一定数量的化学物质,但原子并不增减一样,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我们会发现一定数量的犯罪。”[ 同上书,第67页。]
根据“犯罪饱和法则”,菲利进一步做出两个判断。
一是认为犯罪具有机械规律性的观点是错误的。菲利指出,由于决定犯罪水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有时变化很大,因而犯罪水平不可能一成不变。一直保持不变的是一定的环境与犯罪数量之间的比例。确切地说,这才是“犯罪饱和法则”。犯罪统计不会一年又一年地总是保持在一个水准之上,而是存在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规律性。[ 同上书,第70页。]他用大量的篇幅阐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犯罪趋势主要是由于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改变而决定的。轻微财产犯罪在饥荒年代明显减少,伤害等人身犯罪与酒精消耗量明显成正比。
二是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救治犯罪疾患最好措施的刑罚的实际效果比人们期望的要小,原因是犯罪是由于其他与立法者轻而易举写出的、法官一直适用的刑罚根本不同的原因的共同作用而增加和减少。菲利列举了欧洲历史上罗马帝国以酷刑扼杀基督教和法国以肉刑铲除魔法和巫术的例子,基督教作为一种思想和信念就像蒸汽一样,越压越增加膨胀的力量,最终不断壮大,与天主教分庭抗礼。而魔法和巫术也未被中世纪最残酷的割掉鼻子、舌头、嘴唇等肉刑铲除,却被教育普及一扫而光。[ 同上书,第72页。]
菲利认为,在特定时期,一个国家还可能存在犯罪的超饱和现象。“我们发现,在化学中除正常饱和之外,增加液体的温度会导致一种异常的超饱和状态。[就像化学中的物质饱和能力的大小,与外界条件如温度、压强、溶剂种类等有关。大部分固体随温度升高溶解度增大,如硝酸钾。]在犯罪社会学中也是如此,除了正常饱和之外,由于社会环境的异常,我们有时也发现一种犯罪的超饱和状态。”
他还详细分析了法国在19世纪中叶发生的包庇犯罪和盗窃粮食罪的情况,以证明犯罪超饱和状态的存在。[在1850~1853年3年间,法国发生了239起包庇犯罪,而在1826~1887年这40年中,平均每年才发生10多起;在1847年的饥荒年间,法国1年发生了42起盗窃粮食案,而在正常年景的50年里,也只不过发生75起。然而,在粮食昂贵或冬季严寒的年代中,许多人为了在监狱里维持生计而犯偷窃或其他轻微罪行,其他类侵犯财产罪却在饥荒年间有所下降,因此成为犯罪统计学上的一个悖论。]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菲利提出“犯罪饱和法则”的意图是继续前面对刑罚万能论的批驳,在简述这一法则之后,紧接着就指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犯罪在自然领域受个人的生物心理状况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在社会领域受经济、政治、行政和民事法律,都比受刑法典的影响要大得多。”刑罚的执行总是最后的、不可避免的辅助手段。[ (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7年珍藏版·纪念版,第141页。]
在这一章的第2节,菲利从经济、政治、科学、立法与行政、教育5个领域提出了一些刑罚的替代措施,但都不是系统阐述的,而是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
在经济领域,自由贸易通过防止饥荒和食品税过高,有效地防止了许多重罪和轻罪,尤其是侵犯财产罪;合理的税收制度不但可以减少欺诈犯罪,还可以减少叛乱罪;政府在饥荒年头或过冷的冬天投资基建工程能够遏制侵犯财产、侵犯人身和妨害公共秩序这3类罪的增长;通过对酒的生产和销售征税或施加其他限制而减少酒的消耗量对侵犯人身罪的预防作用比监禁要大;硬币代替纸币对预防伪造的作用比刑罚要大;调整公职人员的薪酬可以防止由于隐形贫困而导致的贪污受贿;缩短涉及公共安全岗位的工作时间比加大对过失杀人罪的处罚力度能够更有效防止重大责任事故罪;改善住房环境和公共照明设备以及拆除贫民窟可以比劳役有效地防止抢劫、藏匿赃物和猥亵奸污;建立合作互助团体、节约团体、老年保险、病弱人员救济、工伤保险、大众储蓄银行、慈善团体等,比刑法典更能预防很大一部分财产犯罪和人身犯罪。